今年的春節檔，《你好，李煥英》大火，讓女主張小斐從默默無聞的小品演員一躍成為了國內一線女明星、85後最火的女演員之一。
張小斐走紅之後，很多人想借機和張小斐捆綁，蹭熱度，很多人都覺得這恰恰印證了幾年前黃渤在《易時間》裡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以前在劇組你能碰到各式各樣的人，現在身邊全是好人。」
窮困時身邊都是壞人，總想辦法給你使絆子。但在成名之後，發現身邊都是好人。
這個社會有的時候就是這麼真實。但也恰恰是這些「壞人」，讓張小斐不斷磨練心智，認清現實，不會被巨大的成功衝昏頭腦。
但相對的，當你不再弱小不堪，變得真正富有強大，周圍都是恭維、讚美的話時， 你更需要那些「壞人」，因為：
「別人恭維你時，偷偷高興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可當真，因為那十有八九是哄你的；
別人批評你時，稍稍不開心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可生氣，因為那十有八九是真的。」
有的時候，衝突、質疑、懷疑或許並非壞事， 好的懷疑精神對於進步是很關鍵的。
不同的意見，可以幫助我們找到自己，不丟失自己，成為更好的自己，這適用於親子關係、親密關係，同樣適合職場中的各種複雜關係。
今天，我給大家找到成功跨越英美商界數十載的女企業家 瑪格麗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man）在 TED 曾發表的演講。
這段演講將告訴我們： 為什麼最好的夥伴不是那些只會一味附和我們的人？
01
一位不尋常的醫生
在20世紀50年代的牛津有一位很優秀，不尋常的醫生，她叫愛麗絲·斯圖爾特·愛麗絲（Alice Stewart Alice）。
她是個女的醫生，這在 20 世紀 50 年代很罕見了。
她非常厲害，是當時最年輕的 「皇家醫師學院」學員之一。
另外不尋常的地方是：在她成為單親媽媽之後，她依舊繼續深耕她的醫學工作。
更加不尋常的還有：她對於研究當時新出現的流行病學的規律很感興趣。
但跟每個科學家一樣，想出彩，她就得找到難題所在以及其解決辦法。
Alice 當時選擇的難題是童年期癌症發生率的上升。
大多數疾病都是跟貧窮有關的，但在童年期癌症的問題上，這些垂死的孩子大多數都從富裕家庭中而來，所以，她想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特殊的現象。
經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Alice 發現一個大多數科學家都無法想像的資料：
三分之二的這些由於癌症而死的孩子，他們的母親在懷孕的時候，都做過X光檢查。
這對傳統觀念是個衝擊。
因為當時大家對 X 光機有巨大熱情，認為它是安全的。這也讓醫生對自己的看法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他們一致認為都是在幫助病人，而不是害了他們。
1956年，Alice 發表了她的研究。
但之後 Alice 還是鬥爭了 25 年，英國、美國才禁止給懷孕女人的X光測驗。
這 25 年來， Alice 為什麼一直對自己的研究結果那麼有自信，肯定自己是對的呢？
02
一個極佳的矛盾思考模型
這25年來，Alice 之所以一直對自己的研究結果那麼有自信，是因為她有一個極佳的矛盾思考模型：
當時她與一位名叫 George Kneale 的統計學家合作，他們倆正好互補。
Alice 非常外向和社交化，而 George 是個隱居者 ；
Alice 很熱情，與她的病人有很多互動 ，而 George 相比之下更喜歡數字，而不是人；
不過他們這樣的工作關係有一個極大的好處： 「我的工作就是證明 Alice 是錯的。」
George 積極地尋找錯誤的證明，用不同方式研究 Alice 的模型、資料，以此來證明她是錯的。
他把他自己的工作目的定義為給 Alice 的理論創造矛盾。
因為只有當他無法證明 Alice 是錯的時候， George 才可以帶來 Alice 所需要的自信，讓她相信自己是正確的。
這種完美的合作模型，由夥伴之間的相互補充，而不是完全呼應而構成。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有過，或敢有這樣的合作者？
03
矛盾思考的要求有什麼？
Alice 和 George 很擅長和矛盾共處，他們認為這就是思考。
那麼這種建設性的矛盾要求什麼呢？
首先，我們得找到跟我們十分不同的人。
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抗拒自然反射，不能習慣性的靠近和我們相似的人。
我們必須尋找有不同背景、不同領域、不同思考方式以及不同經驗的人，除此之外，我們還去想辦法與他們交流，這需要很多熱情和能量。
當我深度思考這件事，我真的覺得這就是一種愛。
因為如果你不夠在乎， 你不可能付出那麼多時間精力，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準備好去改變自己的想法。
Alice 的女兒曾經跟我說，每次她母親去和一個科學家同事討論， 他們都讓她一遍又一遍反復的思考。
但有一點引起了我的極大關注，就是很多我們經歷過的大災難不是個人引起的，而是由組織造成的。
有些組織比國家還大，甚至能影響上千人，上百萬人。
但那些組織大部分情況下並不怎麼思考，不是因為他們不想，而是因為他們無法。
因為組織裡面的一些人， 對於矛盾有一種恐懼心理。
在對歐洲和美國管理層的調查中有 85% 都承認：
他們有一些他們自己不敢說出的話題和意見，對可能產生的矛盾有恐懼心理。
他們不想被糾纏在他們不知道怎麼處理的爭論中，而且感到他們肯定會輸。
85% 可是很大的數位，這意味著大多數組織沒法做 George 和 Alice 成功做到的事情。
他們不能心往一處想。
我們帶團隊的，雖然要盡可能找到能找到最佳人才，但大多數人無法全力發揮潛力。
那麼我們怎樣培養我們需要的技巧呢？
如果我們不懼怕矛盾的話， 我們必須把它當作思維能力，並練得遊刃有餘。
最近，我給 Joe，一個醫療設備公司的高管做教練。
他說：他很擔心自己負責的一個醫療設備產品過於複雜，可能會出錯而傷害到病人。
不過他看了看周圍的人， 似乎沒人有這種擔心，他就不想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畢竟，可能別人有他不知道的資訊， 他不想顯得愚蠢。
但他始終還是非常擔心， 以至於他覺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辭掉他熱愛的工作。
最後，Joe 和我找到了一個提升對這個問題關注度的方法。
結果發現，所有人其實都有著同樣的問題和懷疑，所以現在 Joe 和他的夥伴可以往一處去思考了。
當然， 這其中有很多的矛盾和辯論。不過這使得所有人都變得有創造力，都能去解決問題，去改變這台設備。
Joe 有點像所謂的「揭發者」。
像大部分揭發者， 他是有激情地為組織付出，為組織的目標所努力。不過他對於矛盾太過於懼怕，直到最後沉默對他來說更可怕。
而當他敢於說出口的時候， 他發現了自己有更多的潛力，以及他從未想像過的，能為組織貢獻的地方。
而且他的同事也並沒覺得他的想法是天方夜譚。反而，他們認為他是個領導者。
所以 我們怎麼樣才能更簡單、更頻繁地進行這種矛盾對話呢？
荷蘭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綜合實力最強的理工大學代爾夫特理工大學要求： 所有的博士學生必須提交他們已經準備好可以進行辯護的5個話題。
這些話題是什麼無所謂，重要的是他們願意，並且有能力對權威提出挑戰。
我認為這方法很巧妙。
不過我覺得把這個方法就留給博士生，受益人太少了，對他們也太晚了。
我認為小孩和大人在每一個階段都應該學習這個能力，我們才能有具有思考能力的組織和社會。
事實上， 那些我們曾經見證過的最大的災難， 很少是由於一些隱藏的或者秘密的資訊而產生的，而是因為那些怕引起矛盾而選擇忽略的公開的資訊引起的。
但當我們願意去打破這種沉默， 或者我們敢於看到並且製造矛盾，我們使得我們以及周圍的人進行最有效的思考。
- 寫在最後 -
作家鄭淵潔曾說過：「毀掉一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縱他的缺點。」
一個成功的背後，光有努力和鮮花是不夠。
還需要在別人潑你冷水、「懟」你的時候，有一顆強大的內心，正視自己的不足。
成功需要有朋友、伴侶、良師陪伴，但巨大的成功更需要「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