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節檔,《你好,李煥英》大火,讓女主張小斐從默默無聞的小品演員一躍成為了國內一線女明星、85後最火的女演員之一。

張小斐走紅之後,很多人想借機和張小斐捆綁,蹭熱度,很多人都覺得這恰恰印證了幾年前黃渤在《易時間》裡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以前在劇組你能碰到各式各樣的人,現在身邊全是好人。」

窮困時身邊都是壞人,總想辦法給你使絆子。但在成名之後,發現身邊都是好人。

這個社會有的時候就是這麼真實。但也恰恰是這些「壞人」,讓張小斐不斷磨練心智,認清現實,不會被巨大的成功衝昏頭腦。

但相對的,當你不再弱小不堪,變得真正富有強大,周圍都是恭維、讚美的話時, 你更需要那些「壞人」,因為:

「別人恭維你時,偷偷高興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可當真,因為那十有八九是哄你的; 

別人批評你時,稍稍不開心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可生氣,因為那十有八九是真的。」

有的時候,衝突、質疑、懷疑或許並非壞事, 好的懷疑精神對於進步是很關鍵的。 

不同的意見,可以幫助我們找到自己,不丟失自己,成為更好的自己,這適用於親子關係、親密關係,同樣適合職場中的各種複雜關係。

今天,我給大家找到成功跨越英美商界數十載的女企業家 瑪格麗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man)在 TED 曾發表的演講。

這段演講將告訴我們: 為什麼最好的夥伴不是那些只會一味附和我們的人?

01

一位不尋常的醫生

在20世紀50年代的牛津有一位很優秀,不尋常的醫生,她叫愛麗絲·斯圖爾特·愛麗絲(Alice Stewart Alice)。

她是個女的醫生,這在 20 世紀 50 年代很罕見了。

她非常厲害,是當時最年輕的 「皇家醫師學院」學員之一。

另外不尋常的地方是:在她成為單親媽媽之後,她依舊繼續深耕她的醫學工作。

更加不尋常的還有:她對於研究當時新出現的流行病學的規律很感興趣。

但跟每個科學家一樣,想出彩,她就得找到難題所在以及其解決辦法。

Alice 當時選擇的難題是童年期癌症發生率的上升。

大多數疾病都是跟貧窮有關的,但在童年期癌症的問題上,這些垂死的孩子大多數都從富裕家庭中而來,所以,她想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特殊的現象。

 經過一系列的調查、研究,Alice 發現一個大多數科學家都無法想像的資料: 

三分之二的這些由於癌症而死的孩子,他們的母親在懷孕的時候,都做過X光檢查。

這對傳統觀念是個衝擊。

因為當時大家對 X 光機有巨大熱情,認為它是安全的。這也讓醫生對自己的看法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他們一致認為都是在幫助病人,而不是害了他們。 

1956年,Alice 發表了她的研究。

但之後 Alice 還是鬥爭了 25 年,英國、美國才禁止給懷孕女人的X光測驗。

這 25 年來, Alice 為什麼一直對自己的研究結果那麼有自信,肯定自己是對的呢?

02

一個極佳的矛盾思考模型

這25年來,Alice 之所以一直對自己的研究結果那麼有自信,是因為她有一個極佳的矛盾思考模型:

當時她與一位名叫 George Kneale 的統計學家合作,他們倆正好互補。

Alice 非常外向和社交化,而 George 是個隱居者 ;

Alice 很熱情,與她的病人有很多互動 ,而 George 相比之下更喜歡數字,而不是人;

不過他們這樣的工作關係有一個極大的好處: 「我的工作就是證明 Alice 是錯的。」

George 積極地尋找錯誤的證明,用不同方式研究 Alice 的模型、資料,以此來證明她是錯的。

他把他自己的工作目的定義為給 Alice 的理論創造矛盾。

因為只有當他無法證明 Alice 是錯的時候, George 才可以帶來 Alice 所需要的自信,讓她相信自己是正確的。

這種完美的合作模型,由夥伴之間的相互補充,而不是完全呼應而構成。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有過,或敢有這樣的合作者? 

03

矛盾思考的要求有什麼?

Alice 和 George 很擅長和矛盾共處,他們認為這就是思考。

那麼這種建設性的矛盾要求什麼呢? 

首先,我們得找到跟我們十分不同的人。

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抗拒自然反射,不能習慣性的靠近和我們相似的人。

我們必須尋找有不同背景、不同領域、不同思考方式以及不同經驗的人,除此之外,我們還去想辦法與他們交流,這需要很多熱情和能量。

當我深度思考這件事,我真的覺得這就是一種愛。

因為如果你不夠在乎, 你不可能付出那麼多時間精力,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準備好去改變自己的想法。

Alice 的女兒曾經跟我說,每次她母親去和一個科學家同事討論, 他們都讓她一遍又一遍反復的思考。

但有一點引起了我的極大關注,就是很多我們經歷過的大災難不是個人引起的,而是由組織造成的。

有些組織比國家還大,甚至能影響上千人,上百萬人。

但那些組織大部分情況下並不怎麼思考,不是因為他們不想,而是因為他們無法。

因為組織裡面的一些人, 對於矛盾有一種恐懼心理。

在對歐洲和美國管理層的調查中有  85% 都承認:

他們有一些他們自己不敢說出的話題和意見,對可能產生的矛盾有恐懼心理。

他們不想被糾纏在他們不知道怎麼處理的爭論中,而且感到他們肯定會輸。

85% 可是很大的數位,這意味著大多數組織沒法做 George 和 Alice 成功做到的事情。

他們不能心往一處想。

我們帶團隊的,雖然要盡可能找到能找到最佳人才,但大多數人無法全力發揮潛力。

那麼我們怎樣培養我們需要的技巧呢? 

如果我們不懼怕矛盾的話, 我們必須把它當作思維能力,並練得遊刃有餘。

最近,我給 Joe,一個醫療設備公司的高管做教練。

他說:他很擔心自己負責的一個醫療設備產品過於複雜,可能會出錯而傷害到病人。

不過他看了看周圍的人, 似乎沒人有這種擔心,他就不想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畢竟,可能別人有他不知道的資訊, 他不想顯得愚蠢。

但他始終還是非常擔心, 以至於他覺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辭掉他熱愛的工作。

最後,Joe 和我找到了一個提升對這個問題關注度的方法。

結果發現,所有人其實都有著同樣的問題和懷疑,所以現在 Joe 和他的夥伴可以往一處去思考了。

當然, 這其中有很多的矛盾和辯論。不過這使得所有人都變得有創造力,都能去解決問題,去改變這台設備。

Joe 有點像所謂的「揭發者」。

像大部分揭發者, 他是有激情地為組織付出,為組織的目標所努力。不過他對於矛盾太過於懼怕,直到最後沉默對他來說更可怕。

而當他敢於說出口的時候, 他發現了自己有更多的潛力,以及他從未想像過的,能為組織貢獻的地方。

而且他的同事也並沒覺得他的想法是天方夜譚。反而,他們認為他是個領導者。

所以 我們怎麼樣才能更簡單、更頻繁地進行這種矛盾對話呢? 

荷蘭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綜合實力最強的理工大學代爾夫特理工大學要求: 所有的博士學生必須提交他們已經準備好可以進行辯護的5個話題。 

這些話題是什麼無所謂,重要的是他們願意,並且有能力對權威提出挑戰。

我認為這方法很巧妙。

不過我覺得把這個方法就留給博士生,受益人太少了,對他們也太晚了。 

我認為小孩和大人在每一個階段都應該學習這個能力,我們才能有具有思考能力的組織和社會。

事實上, 那些我們曾經見證過的最大的災難, 很少是由於一些隱藏的或者秘密的資訊而產生的,而是因為那些怕引起矛盾而選擇忽略的公開的資訊引起的。

但當我們願意去打破這種沉默, 或者我們敢於看到並且製造矛盾,我們使得我們以及周圍的人進行最有效的思考。

- 寫在最後 - 

作家鄭淵潔曾說過:「毀掉一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縱他的缺點。」

一個成功的背後,光有努力和鮮花是不夠。

還需要在別人潑你冷水、「懟」你的時候,有一顆強大的內心,正視自己的不足。

成功需要有朋友、伴侶、良師陪伴,但巨大的成功更需要「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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